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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空乘2009满天星",　　4月12日，新京报发布《多放一天假，可行？不行？》视频报道，引发广泛讨论。#媒体发声能否叫停调休#词条登上微博热搜榜第一位。此后，多家媒体跟进，调休话题持续引发热议。　　我们整理了评论区里网友们关心的、困惑的问题，收集网友们的心声，基于事实、官方表态和专家解读，逐一进行解答，希望为我国休假制度的进一步优化和完善提供参考。近日，新京报发布《多放一天假，可行？不行？》视频报道，引发广泛热议。新京报知道视频截图　　受访嘉宾：　　吴必虎北京大学旅游研究与规划中心主任、国际旅游研究院院士　　戴斌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主任　　问一：我国假日天数在世界上处于什么水平？　　去年10月，国家发改委发文解读2024年放假安排五大亮点，其中提到，我国现行法定节假日总天数为11天，周末休息104天，带薪休假5-15天，总假期天数（120天至130天）在国际上处于中等偏上水平。　　“但是这么比较是没有意义的”，吴必虎直言，虽然11天的公共假期水平不低，104个周休日也与国际一致，但西方特别是欧美，它们的带薪休假天数远超我国，并且落实得很好，“那是真正的。”　　有统计显示，我国11天公共假期天数在全球190多个国家及地区中排名80多位。原全国假日办曾于2013年对62个国家和地区的法定节假日进行比较，发现它们法定节假日平均为11.7天，我国的11天属于中等水平，与法国、意大利持平，超过英美等发达国家。另据媒体统计，与我国邻近的韩国、日本的公共假期天数分别为12天和16天。　　从周休日来看，52个周末双休，即104个周休日和8小时工作制与国际上保持了一致。不过，在实际运行中，单休、大小周轮休等情况仍然存在，周末双休不是人人都有。　　从带薪休假来看，差距就比较大了。据原全国假日办2013年的统计，以工作满10年计算，62个国家和地区职工带薪年休假平均为19个工作日，我国为10个工作日，排在并列59位，仅高于泰国(6个工作日)和菲律宾(5个工作日)。北京大学旅游研究与规划中心主任、国际旅游研究院院士吴必虎。新京报知道视频截图　　问二：谁“发明”了调休？哪个部门说了算？　　新中国成立初期，1949年，我国全民放假的节假日为7天，1999年时提高至10天，到2007年再次提高至11天，此后天数再未调整，至今已运行17年。　　我国调休制度首次出现是在1999年。　　当年，国务院修订《放假办法》，将公共假期由7天提高到10天，并首次提出调整春节、劳动节、国庆节的相邻周末，形成3个连续7天的长假。　　长假激发了群众的出游热情，有力拉动了内需，增加了财政收入，但由于供给不足、对新情况估计不够等原因，运力不足、景区爆满、欺客宰客等问题也同时暴露出来。　　针对此情况，2000年，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发展假日旅游若干意见的通知》，提出建立全国假日旅游部际协调会议制度，由原国家旅游局牵头，会同原国家计委、原国家经贸委等11个部门共同组建。其办公室即公众熟悉的“全国假日办”。　　全国假日办每年年底对第二年“黄金周”放假日期进行研究并提出意见，报国务院批准后，由国务院办公厅向全国公布。　　2014年9月，运行14年的全国假日办正式撤销，全部职能并入新设机构国务院旅游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成员单位包括国务院的28个部门。联席会议办公室设在原国家旅游局。　　问三：调休对经济的拉动还明显吗？　　戴斌表示，调休制度的出现，客观讲有经济的原因，当时希望拼凑出长假，通过旅游来拉动消费。如今25年过去，黄金周对经济的拉动还明显吗？　　早在2014年全国假日办撤销之际，戴斌就曾表示，十一和春节两个长假的消费只占到国民旅游消费的25%，从数字上看假日办存在的意义已不大。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主任戴斌。新京报知道视频截图　　不过，中国社科院旅游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刘思敏有不同看法，认为假日办的职能被并入联席会议，说明假日办并没有单纯被撤销，而是更加深入和全面了，这意味着黄金周也会持续下去。　　从我国当前的经济结构来看，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23年数据显示，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我国GDP比重为54.6%，超过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比重的总和。从贡献率来看，在2023年全年5.2%的GDP增长中，最终消费支出贡献了4.3个百分点，贡献率超过82%。　　特别是疫情之后，促消费、扩内需成为拉动经济的重要抓手。今年春节假期，国内游出游人次和花费均创历史新高。今年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十四届二次会议新闻发言人刘结一明确谈到，上述数字说明，人民群众提升生活品质的需求蕴含着巨大消费潜能，是拉动经济发展的强劲动力。　　问四：非得调休吗？　　国家发改委曾于去年10月公开回应，“总体而言，调休比不调休好，而且是不得不调。”　　国家发改委给出的理由是，在我国7个法定节假日中，春节、端午、中秋是按照农历来确定的，元旦、劳动节和国庆节是依照公历，清明节是按照节气，这就导致节假日与公历中的双休日不够衔接。　　如果不调休，基本上每年都会出现部分节假日与双休日之间间隔1个工作日、造成节假日“碎片化”等情况，形成很多“单蹦”。调休就是在节假日总量固定的前提下，为避免节假日“碎片化”所做出的有效政策安排。　　问五：人们为什么抱怨调休？　　既然调休有助于经济，还能避免假期“碎片化”，人们为什么还在抱怨调休？　　街采中，“打工人”普遍反映，调休放假并没有起到休息的作用，反而让大家更累了。　　一方面，部分上班族会选择在假期出游，舟车劳顿后回到工作岗位还要连上6天班，“歇不过来”。与此同时，同一时间段内集中出行也导致高铁票抢不到、高速公路堵车、机票酒店涨价、景区景点爆满……人们的出游体验并不好。　　另一方面，对很多单休、轮休或需要假期值班的单位职工来说，调休可能把原本只有1天的休息也“调没了”，调来调去最后导致没有假期、无法休息。　　不少网友分享了真实的痛点。天津的网友表示，“我们这种单休的就要连上7天或者9天，去年春节连上了11天”；浙江的网友留言，“清明回来连上了7天，单休的人就和没休没什么区别”；广东的网友说，“对单休的人来说，五一其实等于只休了1天加上1天的周末，一共2天”。　　对于需要值班的人来说，“只放1天、正常休周末都不用值班，但是凑成3天就要值3天班”、“五一休5天，我值2天班，还得补2天，等于我一共只休了1天”、“调休需要值班，就正常值假期那一天班不好吗？”　　除此之外，我们通过评论区还了解到，比单休更甚，一些网友一个月只有2天休息日，有人“3月份只休了1天”。　　问六：我们还需要调休吗？　　是否调休以及如何调休，目前社会公众的观点差异比较大。　　除了整个经济发展仍然需要假日经济的贡献，对个人而言，也客观存在一些实际需求。　　吴必虎表示，近十几年，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加快，人口逐渐向城市、甚至一线大城市聚集，在城市工作的年轻人有回家探亲的实际需求，但由于平时工作繁忙，一些人回家路途较远，确实需要有长假才能回家。　　从国人出游的需求来看，中国幅员辽阔，“从广东要去新疆，没有7天长假他去不了”，只有放长假才能让大家的长距离旅行成为可能。　　可见，中国人的真实需求，是长假。　　但目前，我国的长假供给还比较少，“你看每年特别堵，大家都抱怨得不行，为什么第二年还是会出去，因为他没有选择。”吴必虎指出。　　由于我国带薪休假制度落实不好，无法实现“我的假期我做主”，导致人们只能在全民公休的假期里集中出行。　　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调休制度难以改变，“抱怨这么多，政府为什么还要坚持集中放长假，因为要解决大多数人‘有没有’的问题”、“如果不强制放假，企业可能找各种理由不让休假”。　　吴必虎表示，我们是否还需要调休，要考虑假期总量能否增加、带薪休假能否落实，在这两点都没有改变的情况下，调休可能是目前唯一能为人们提供长假的方式。　　问七：落实带薪休假能够替代调休吗？　　早在2007年，清华大学教授蔡继明为组长的清华大学假日制度改革课题组就曾提出相关建议。2014年，蔡继明又在《人文杂志》上发表题为《关于进一步调整完善我国节假日制度的建议》的文章，再次提出，强力推行带薪休假制度。　　蔡继明当时指出，从维护劳动者休息权的角度，带薪休假制度势在必行。如果将带薪休假制度完善起来，那么人们既有时间长途旅行，也可以错开时间、地点，黄金周调整带来的遗憾就可彻底消除了。　　近20年过去，我国带薪休假制度依然没有全面落实。吴必虎甚至谈到，2022年出台的《国民旅游休闲发展纲要（2022—2030年）》提出，到2030年前后实现全民带薪休假，“我感觉还是实现不了”。　　问八：带薪休假为什么落实不了？　　早在2008年，依据劳动法和公务员法制定的《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就已经正式实施。　　《条例》并未对落实带薪休假做出强制规定，单位根据生产、工作的具体情况，并考虑职工本人意愿，统筹安排职工年休假。经职工本人同意，可以不安排职工休年休假。对职工应休未休的天数，应当支付三倍工资。　　这给带薪休假的落实留下了“议价”空间，今年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霍启刚带来建议，修改带薪年假天数，改为按工龄计增，同时强制实施带薪年休假相关政策，完善企业违反法律责任的规定。　　戴斌表示，目前带薪休假难以落实的其中一个原因在于执法，营造一个更加有利于休假的社会氛围需要我们的法律部门、行政部门跟上。　　除了“不能休”，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很多打工人自己也“不敢休”。　　“请假羞耻”是其中一个因素，“请假比较困难，需要跟其他同事交接，怕添麻烦”、“大家都没休，自己也不好意思请假”。　　此外，社会竞争压力加剧也让打工人不敢轻易休息。有受访者向记者表示，正处在“向上走”的年纪，大家都做一样的工作，就没法选拔人，只有利用休息时间额外多做一点，才能在竞争中有些优势。也有受访者表示，当前“薪资下降、裁员规模还是有一些的”，整体的竞争压力导致不敢休息。　　“中国太卷了”，吴必虎直言，“40岁以上的人一旦失业，很难再找到就业或者创业机会，这就导致压力传递到每一个人，谁都不敢休息。”　　问九：增加假期“有戏”吗？　　在这一轮讨论中，除了要求落实双休和带薪年休假以外，增加假期也是一种主流声音。具体建议包括，恢复“五一”3天假期，只调休不调班，小长假后不用补班等。　　2022年出台的《国民旅游休闲发展纲要（2022—2030年）》提出，“优化全国年节和法定节假日时间分布格局”。对此，央媒近日发文表示，“如果着眼于民众福祉，经过新的优化，适当增加法定节假日天数，也并非没有可能。”　　对此，吴必虎表示，通过调休，我们初步解决了长假“有没有”的问题，现在讨论增加假期、少调休，确实已经到了要解决“好不好”的阶段了。　　“接下来要不要增加1至2天假期，增加以后放在五一或者春节，还是放在哪，还需要征求意见。”吴必虎说。　　戴斌也表示，要不要再适当地增加1至2天假期，相信决策部门也在思考，但这是一个系统的、理性的决策过程。　　问十：休假制度什么时候才能改？　　吴必虎透露，他本人已经参加过一些会议，休假制度调整已经进入政府层面的讨论，但是方案还没有出来。　　难点在于一方面“众口难调”，要充分听取各方面声音；另一方面，“每个部门在制定政策的时候，都首先想到我管的事情，这个行业不要出问题”，这也是假期制度改革迟迟得不到推进的一个深层原因，吴必虎表示。　　他举例，我们搞个大型音乐节，文旅部门希望有1万人到广场上来跳舞，活动气氛好、传播力强，但是相关管理部门可能希望最好只有1000人，这样就不可能发生踩踏或者其他事故。　　再比如，多放一天假，文旅、工商部门很欢迎，因为会带动文旅和零售业，但同时工信部门可能会想，放假对制造业有没有影响，人事和劳动部门可能担心会不会出现劳资纠纷等。　　吴必虎认为，要给相关各部门一个“允许误差”，属于正常工作范围的，在“允许误差”里的，就不要让部门“写检查”，“不然大家都宁愿不干活”。　　戴斌表示，下一步，我国节假日制度安排肯定要优化改进，这需要在经过市场调查、数据测算、政策仿真试点的基础上来推进。　　此外，舆论上有一些声音也认为，当前我国“少子化”与“老龄化”同时存在，除完善生育休假外，增加全民公休假期、合理安排假期分布格局等也应该被作为生育配套支持措施，让人们更有时间和精力去生育、养育、教育孩子。他们认为，在人口负增长的大背景下，休假制度改革方案应该尽快出炉。　　新京报记者姜慧梓

"法国空乘2009满天星",谭铭感觉自己被困在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以下简称“规培”）工作中。他恨不得有三个“分身”：一个经常跑腿，帮上级医生取外卖，--**--　　谭铭感觉自己被困在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以下简称“规培”）工作中。　　他恨不得有三个“分身”：一个经常跑腿，帮上级医生取外卖，取快递，报送职称材料，应付他们的人情往来；另一个为医院的学生管理部门服务，收集学生信息，编辑学生名单，去卫健委送资料；最后一个负责规培生分内的工作，办理出入院手续，陪同病人检查，医患谈话，还有写病历……　　高强度而机械的工作、与付出不对等的待遇，谭铭和他身后庞大的规培生群体正在经历相似的困境。　　2013年国家卫生计生委等7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建立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制度的指导意见》（下文简称意见），意见明确，参与学员需在培训基地完成三年的规范化培训，完成培训并通过考核者，可获得全国统一的《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合格证书》，而证书是聘用临床医学中级技术岗位的必要条件之一。在招聘的过程中，诸多医院已经把规培合格视为聘用标准之一。　　在业内人士看来，规培的初衷是为解决医疗资源不均衡问题，提高基层医疗机构从业者诊疗水准，但推行十年来也伴生了一些问题。如今，不少声音在呼吁改变。　　“复制粘贴”的病历模板　　医院中增多的文书行政工作，压在了规培生的头上。多位规培生提到，他们每天要花费大量时间在病历书写上，成为一名维持医院基层运转的“熟练工”。　　沈阳市某三甲医院二年级规培生曾诗伊表示，自己上班基本在写病历，有时还要加班改病历。　　曾在上海市某三甲医院规培的熊天树轮转到某外科科室时，带教老师从桌子下面翻出一箱病历，让她快点写完，“那一刻感觉根本写不完，病历实在是太多了。”熊天树值夜班时，凌晨1：04仍在处理病例。本文图片均为受访者供图　　除了病历，熊天树提到，例如对于一个做胆结石小手术的病患，第一天入院，第二天手术观察，第三天出院。这个过程看似简单，而她需要写患者的病史，包含术前、术中、术后，各个环节中的文书，打印病程记录、化验单，处理签字同意书、护理记录单，并拿给上级医生签字。　　书写病历、病程、病史，原本是医生临床工作的一部分，“病历文书工作能帮助医学生成长为合格医生，是一名医生诊疗思维的外显。”熊天树认为，如果临床思维足够缜密，诊断患者时思考得足够深入，那一份漂亮的病历就顺理成章。受访的规培生普遍认为，保证病历的严谨准确是有必要的。万一与患者发生医疗纠纷，书面化的病历是保护医院方的法律证明，证明医生对病人的诊断治疗无误，为医院减少不必要的麻烦。熊天树规培时所在医院的病例系统。　　2010年，卫生部印发《病历书写基本规范》的通知，对门（急）诊、住院病历做出细则要求，该通知写道，这一要求的目的是规范我国医疗机构病历书写行为，提高病历质量，保障医疗质量和医疗安全。这意味着对病历书写的要求更加严格。　　但不可忽视的现实是，病历书写的流程在落地过程中，出现变形。　　为了提高效率，“复制粘贴病历模板”是规培生们心照不宣的方式。曾诗伊反映，病历中很多内容是套话，有些医院会提供模板记录患者病情，比如患者患病期间体重有无变化、大小便有无异常等等。　　2018年起，杨诺在广州市某三甲医院接受规培，她自创了一个病历模板，包括抢救记录、手术记录等通用内容，在其基础上修改添补，就成了患者的病历。她做了一个简单的计算，“一个病人需要记录一千多字，如果一天看十个病人，要手打一万多字，这并不现实。”　　在杨诺规培的科室，医院实行三级查房制度，规培生首次查房，需要在当天完成首次病程和大病史，原则上，第二天主治医生查房，一周以内，主任医师会再次查房。实际上，即便他们没查房，需要写的病程、病史都会交由规培生完成，一共是15页的三级查房记录。　　“写病历有时是无中生有的过程”，杨诺向记者感慨。　　除此之外，患者出现任何问题，必须有对应的医嘱书面记录，杨诺自嘲：“有的病人只是半夜找我开一只开塞露，我都得给他写病程。”　　文件书写任务量重，一方面是为了应对检查。作为一项衡量医院整体水平的指标，病历的书写质量被纳入医疗评价体系。谭铭在长沙市某三甲医院规培，他告诉澎湃新闻记者，如果规培生写的病历在医院内部的质量审查不合格，会罚上级医生的钱，影响科室评优评先，而规培生本人会受到口头批评、通报批评，或者接受取消个人评优评先资格等处罚。　　另一方面，受医保改革的影响，很多医院试点DRG付费模式（按疾病诊断的严重程度、治疗方法的复杂程度以及治疗成本的不同，划分为不同的组，制定医保支付标准，不再按项目逐项付费）。谭铭介绍，医保总体报销比例不变，但国家改按病组报销，这意味着，当病人住院越久，医药费越高，超出国家报销比例的部分，需要医院科室自掏腰包支付。　　为了降本增效，谭铭所在的医院只能加快收治病人的周转速度。而每个病人从入院到出院，都需要病历在内的医疗文件证明，如今，规培生需要在两天内，完成病人全部医疗文件，并提交给医院存档，在以前，这一流程的时限是七天。　　多位规培生向澎湃新闻记者表示，他们并非畏惧规培的辛劳，只是希望能在临床训练中获得成长。一名医生对新华社记者讲述，她参加规培时，曾经和同学一起大半夜被老医生叫到急诊观摩一个罕见病例，这段经历让她在之后成功抢救了另一名急诊患者。　　带教老师和学生的双重困境　　多名受访的规培生在采访中提到，他们希望规培的带教老师能友善负责，这直接影响着规培的体验。　　杨诺遇见过。当她把写完的病历交给带教，带教会主动讲解各类病种的要点，画解剖图定位人体结构，指导她完善诊疗方案。“我能感受到，这位老师在帮我建立临床思维”，杨诺说。　　但也有时候，规培生不知道怎么写病历，也比较难遇到愿意教的带教医生。　　在呼吸内科轮转时，由于非内科生的身份，曾诗伊写的病历很难达到带教医生的要求，带教医生会责备她甚至人身攻击。曾诗伊很委屈，带教医生未教过她病历书写的细节要求，也没讲解过内科的医学专业知识。　　根据规培制度，规培生需要轮转到不同的科室，在每个科室接受不少于1个月的训练。她猜想，也许带教医生觉得她只待一个月，不想花费时间去教学。　　恩施市某三甲医院规培生郭浩锦选择了退培。作为规培的新人医师，郭浩锦并不了解医院的操作系统，也缺乏相应的临床经验，他感到很难从带教那里得到帮助。　　规培到七个月时，郭浩锦顶着39摄氏度的高烧上夜班，由于身体“实在撑不下去”，他向带教请假，回应他的是拒绝。直到晚上十点，带教才同意他休息。在回家的路上，郭浩锦看什么都模糊一片，也听不见汽车按喇叭，有种飘忽不定的感觉。正式退培后，陆续有10位同学询问他退培的流程。　　“‘挨骂’在规培过程中是常有的事”，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教授余成普在其论文《过渡期的职业社会化：规培生职业互动中的边缘与冲突》中提到，这里的“骂”不是用粗俗或带有恶意的话羞辱，而是一种指责和指点，体现的是带教老师和上级医生的权威。　　而对于带教老师来说，繁重的临床工作、不确定奖励机制的带教任务、论文与课题的考核，这些“担子”也时常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　　临床工作占据了一线带教老师的大部分精力。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胃肠腺体外科医生刘金禄在论文《三甲综合医院胃肠外科全科医学规培生带教中的问题与思考》中指出：“一线带教老师的日常工作主要侧重于临床，因临床工作比较繁重，所以他们倾注于教学的时间和精力较少，这导致带教方法和临床业务水平参差不齐，对学员的重视程度也因人而异。”　　除了临床工作的繁重，带教的工作可能未必给带教老师带去确定的酬劳。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陈小润等作者在《带教老师对上海市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政策的认知与态度调查研究》一文中谈到：“各规培单位为其带教老师提供的带教劳务费或其他相关福利缺乏统一的标准。”　　此外，目前很多医院，有关医生的晋升出现了“唯论文是首”的倾向。南通大学附属医院的周庆与高建林在论文《临床医生职称晋升论文考核的反对意见分析》中表示：“长期以来，论文是我国临床医生职称晋升的重要考核依据，临床医生为晋升职称，需要花费很多时间在科研和论文写作上。”　　“学生”还是“医生”？　　规培生更习惯用“上级”而非“老师”来指代带教医生。　　“规培生处于边缘状态，他们既没有主治及以上级别医师的临床自主性，也享受不了正式员工的待遇。”余成普在上述论文中提到，规培是医学毕业生通向合格医生的必经阶段，而在职业社会化的过渡期，他们到底是学生还是医生，仍是一个模棱两可、似是而非的问题。　　谭铭有同感，作为学生，每年交一万的学费，但他感觉没学到东西。　　而作为医院的规培医生，他们的收入十分微薄。据谭铭描述，他每周平均工作时间超过100小时，而他所在的医院，每月向每位规培生发放1500元的国家研究生补贴，如果考到执业医师证，会另外发放800元作为专门补贴。　　2014年起，中央财政开始为规培提供专项资金，补助标准为每人每年3万元。其中，三分之二用于补助参培住院医师，三分之一用于补助基地和师资。其余要靠不同省份自己来补助，及各个医院不同科室的奖金补充。　　和专硕医学研究生不同，本科毕业后，鲁志在县级医院担任过两年正职住院医师，但2020年当地政策规定，晋升“主治医师”需要规培经历。他向原单位争取委培，进入云南省某州三甲医院规培。　　鲁志直观感受到规培前后经济状况的落差，规培前，他的年收入达到13万左右，规培后年收入“没资格上税”，每天只舍得吃一碗8到10元的面条。每月1800元的国家补贴一年一发，每月800元的省级补贴曾被拖欠半年。　　“即使能拿到原单位三千多的基础工资，但每月租房、交通和吃饭，算下来开销不小，有时还得靠家里扶持”，快30岁的鲁志每次想起，都对家人心怀愧疚。他也不好意思找女朋友，“毕竟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他也曾考虑过退培，但考虑到已“熬了一年”，此外，退培还要记录档案，并把之前收到的规培补贴还给医院。　　“规培”该如何培养？　　理解规培制度的建立，需要回到历史的语境中。　　作为国内最早呼吁建立规培制度的专家之一，四川大学华西医院麻醉科主任刘进接受《三联生活周刊》采访时，曾回忆自己在基层医院工作的经历。当时，11位烧伤患者被送入临时ICU，无人生还，他感到“无能为力，束手无策”。他认为，也许原因在于医院的救治条件和医生的业务能力有限，“如果是在一个大医院或者是现在的技术背景下，他们或许有生存下来的机会。”　　龚晓明是前北京协和医院妇科教授、沃医妇产名医集团创始人，他告诉澎湃新闻记者，设立规培的初衷是解决医生医术水平不均衡的问题。“在过去，如果某个医生去了协和医院，那可能就是协和的水准，如果去了县医院，那就是县医院的水准，这导致不同医院医生的医术存在巨大差距，所以才会出现老百姓集中到某一家医院去看病的现象。”　　这也是为什么医学生要到三甲医院接受规培的原因——即使他们之后到基层医疗机构工作，也可以为当地提供优秀的医疗技术。　　2013年年底，《关于建立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制度的指导意见》明确，要在全国建立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制度，意见强调，这是培养合格临床医师的必经途径。　　中国医师协会2023年数据显示，自2014年规培制度全面实施以来，全国1100多个国家级培训基地和11000多个专业培训基地，已累计培养110万名规培生，年均招生10万人，2023年更是达到12万人，创历史新高。今年2月，中国医师协会副会长齐学进在《中国卫生杂志》发文称，规培近十年，显著地改善了我国医师队伍的人员结构，有效地缓解了医改过程中基层一线医师紧缺的困难。　　2022年，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继续教育处曾庆奇博士等人对全国310所规培基地的15830位带教医生进行了调研。结果显示，与规培前相比，医疗文书书写、病例汇报、接诊患者治疗决策、一般临床问题的识别与处理等13项基本职业行为，住院医师能自行独立完成，这意味着，住院医师的胜任力有了显著提升。　　推行过程中，规培制度也逐渐伴生一些问题。规培生曾诗伊认为，三甲医院越大，前来就诊的患者越多，会产生许多杂活，规培生们自然地分担了绝大多数的基础性工作。谭铭则说，规培工作占据了他几乎所有的时间，晚上十点多下班后，他也没法做到看书自学，认真琢磨患者的病情。　　龚晓明观察到，虽然很多医院都在招收规培生，但规培生们可能花费大量时间在写病历，而不是像临床医生一样，和病人打交道。　　美国是全球住院医生和专科医生培训体系的发源地，龚晓明曾两度前往美国教学医院进行学习交流。他注意到，国内外教学医院体系差异很大，导致对规培生的培养不同。美国教学医院的住院医生培训条例规定，要让学员明确每年的学习任务及目标，到第四年，学员基本能实现对医院内所有事物的管理。　　美国教学医院体系中，有专门的带教老师，主要工作是教学生，而大部分临床工作由住院医师来完成。在国内没有这样的区分，“现在我国医疗体系里的医生是金字塔型的，顶级的医生忙得要死，下面的规培生又没有动手的机会”，龚晓明说。　　龚晓明曾尝试在自己任职过的某医院进行教学改革——取消专家门诊，自己带着五个学生一起看门诊。改革效果理想，他发现，不仅就诊效率变高了，学生也能获得较大成长，“对病人来说，他和医生交流的时间变多了，患者的看病体验也变得更好了，而我也会看着学生的问诊情况，保证接诊过程中的医疗质量。”　　但当他尝试把这一改革向全院推广，却遇到了很大阻碍，其他医生不愿意实施，“因为教学生对他几乎没有任何的帮助。对于医院而言，目标并非是培养一个合格的教学医生”。　　在龚晓明看来，规培制度落地过程中，最大的问题是对规培医院的要求偏低，应该对规培医院的产出结果进行考核，“比如说，一个结束规培的妇产科医生能不能独立接生、能不能处理产程、能不能做剖腹产手术？如果规培生在这家医院规培了三年、四年，但是他没有能力处理这些问题，那这个规培基地可能是不合格的。”　　加强正向激励，构建和谐包容的规培氛围，也是重要一环。江苏青年发展研究基地首席专家陈蕴哲接受新华社采访时提到，一方面，要为规培生设置便利、保密的维权投诉和处置反馈机制，接诉即办，对多次被举报并查实的劣迹科室、医院，应采取限制规培名额、暂停科研项目申报等惩戒措施；另一方面，对认真负责的带教老师和科室团队，也要加大奖励表扬力度，在绩效考核等方面予以倾斜。　　张强是前上海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血管外科主任、张强集团创始人，曾在美国见证过住院医生规培。他认为，在规培生培养问题上，医院本身是否具有成熟的教案及培训经验很重要，其次带教老师是关键一环，“这些老师的价值观、临床经验、教学生的能力等因素都会影响规培生的成长。”　　此外，张强认为，应当建立可量化的规培生考核标准，并加强规培生的软技能培训，包括沟通能力、换位思考能力、抗压能力等，“美国的住院医生培训尤为看重软技能培训，但在国内，规培生的软技能是否得到培养，似乎成了一件看运气的事情。我们本应该设置一些专门的课程。”　　之前，熊天树只想按照模板写病历，像她周围大多数规培生一样，早点干完工作早点下班。　　直到规培第三年，科室主任医师一句话点醒了熊天树，“你在病历中写出的主诉一定要引导出你的第一诊断”，她明白了主诉和诊断的本质联系，也逐渐理解了病历对临床工作的重要意义。疫情期间，熊天树在感染科轮转时需要身着防护服值班。　　去年，规培结束后她成为一名社区医院医生。　　对熊天树来说，三年的规培让她懂得了如何又快又好地写病历，但如何和患者沟通，如何获得患者的信任，如何面对患者的不理解与质疑，她还在临床中摸索。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人物除龚晓明、张强外皆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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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年寻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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