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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水蜜桃高清视频",　　“我天生对文科不太感兴趣，所以高一时很多文科作业都直接扔给AI了。”在广东省揭阳市读高二的黄毅，向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分享了使用AIGC帮助自己写作业的经历。　　近年来，随着ChatGPT等模型的快速迭代，生成式人工智能（AIGC）技术逐渐成为大众广泛关注的焦点。新技术的发展给各行各业带来新的可能和挑战，对教育领域来说更是如此。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许多代表委员也针对教育领域如何引入AI技术建言献策。　　当人们的关注焦点还停留在大学生用AI写论文的利与弊时，“AI+作业”却提前一步进入了中学课堂，一些在“互联网+”时代出生的中学生已经无缝连接到了“AI+”。　　“AI+作业”是否成了又一个“拍照搜题”软件？　　受访的不少高中生表示，只要会用搜索引擎，就能找到简单好用的AI“作业帮手”。　　学生们提到的AI“作业帮手”，不禁让人们想起两三年前引发社会广泛关注的“拍照搜题”软件。　　曾经，许多中小学生遇到难题就打开手机摄像头“拍照出答案”，但一到考试就“露馅”，不光影响了学生自身的成绩和思考能力，也给教师和家长出了道大难题。　　对此，教育部曾要求这些软件下线整改，许多软件更新了需要实名认证的“家长模式”，以此来限制学生过度依赖搜题功能。　　然而，搜题用的“摄像头”盖住了，AI平台的“聊天框”却也开始逐渐向学生的作业本“渗透”。AI技术对教育的影响，是否会重蹈搜题软件的覆辙？　　值得关注的是，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以前学生会在完成理科作业时使用“拍照搜题”，AI与作业相遇后，很多学生似乎找到了“秒出”文科作业答案的神器。　　高一时，黄毅就决定高考选科要选“物化生”，他觉得不需要在文科上花费太多精力，“只要能通过学业考试就行，不会影响高考成绩”。　　因此，黄毅表示，与其花费大量精力完成这些科目的基础作业，不如把题目输入AI的聊天框，然后直接“借鉴一下”。“许多文科的问答题用AI很容易生成有用的答案。”黄毅说。　　一些同学向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透露，文科作业的答案一部分是对固定知识点的“默写”，一部分则是建立在大量材料基础上的分析和思考，而AI在这方面能提供大量文本参考。　　在北京市读高一的张悦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班上有超过一半的同学都会用AI来帮自己写作文，“还有一些比较‘水’的小作业也会用到，比如一些实践作业的策划、书籍的读后感和总结等”。　　有些同学甚至对AI和搜题软件进行了比较。　　北京另一所中学的学生吴晓觉得，借助AI虽然可以为写作文提供思路，但比起搜题软件，AI在具体题目上生成的回答有时候很“冗长僵硬”，一般都需要进一步修改，加入自己的思考和知识点。“相对来说，我觉得AI用起来比搜题软件更‘温和’一些，毕竟有一个和AI进行交流和亲自完善的过程。”吴晓补充道。　　来自重庆市的周洋更倾向于用搜题软件来解决理科作业。“理科的选择题、填空题一般都有很多图表和符号，想把它输入给AI就已经很麻烦了，而用拍照搜题软件能直接扫描给出完整的答案和详细解析，能节约更多时间。”　　对此，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研究员张云泉认为，教育环节很难屏蔽AI技术的影响，“AI大模型目前可以作为各种知识和信息的压缩和检索工具，是一种获取知识的新渠道，我们应该尝试把它看作学习的助手”。　　的确，AI应该被定位为工具和助手，不能替代学生写作业。　　不少学生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认为使用AI写作业“有利有弊”“还是要看如何利用这种工具”。　　AI终究只是工具　　在与AI多次互动后，有不少学生养成“有问题找AI”的习惯，也意识到AI对自己学习的实际帮助不尽如人意。　　来自河南省的高二学生王珊现在已经开始“去AI化”了。　　王珊坦白，自己有段时间“过度依赖AI，缺少了独立思考”。 她说：“AI写出来的作文其实也很明显，有些内容过于空洞，有些辞藻又过于华丽，完全不是我们这个水平能写出来的。对于写作文来说，自己构思的过程更重要，AI仍然无法完全代替人脑的创作思考。”　　不少专家表示，在科技高速发展的时代，面对新技术一味地“堵”是不明智的。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AI是现在以及未来的关键技术，无论是中学生还是小学生，都应该鼓励他们多接触，多了解。　　“但是由于这个新技术发展很快，在教育领域使用AI的相关规则和评价正在形成的过程当中。”储朝晖说，从目前看来，评估AI使用的原则还是要基于AI对学生的学习和成长是有利还是有害，中小学生如何使用AI，仍需要依靠教师和家长亲自把关。　　正如专家所说，学生在这个过程中也学会了如何更加科学地使用AI。　　经过最初的好奇之后，现在周洋不会再照搬AI生成的答案，而是从中找出值得学习和借鉴的部分作为自己的素材积累，“老师也引导过我们，要取其精华，而不是全部照搬AI给的东西”。　　关于未来希望AI能如何更好帮助自己学习，吴晓觉得目前AI生成的答案大多只是“堆砌出来的知识点”，无法提供详细的解题思路，“有时候我需要的不是答案，而是思考的过程，但这点肯定还是向真正的老师学习更直接”。　　“高考还是要亲自上阵的。”吴晓经常提醒自己，“如果纯粹复制粘贴题目答案的话，不仅很容易被老师发现，我自己也会心虚。”　　与社会上的焦虑不同，一些教师对学生使用AI持有更为宽容的态度。　　北京市某中学语文教师李彬坦言，自己并不会过度担忧学生使用AI，“这种技术既然已经来了，那更重要的是如何去引导”。　　李彬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学生的真实水平在老师眼里一清二楚：“AI确实能帮助学生完成很多东西，但是最终负责的必须是自己，我也会告诉孩子们要掌控自己的人生。”　　人工智能正在引发教育的深刻变革　　在专家看来，AI技术的普及，显著提升了教师和同学的工作和学习效率。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院长潘教峰指出，人工智能能够替代大量重复性的工作，“这些工作在过去可能由教师或学生来完成，但现在人工智能可以高效地处理，从而释放了人力去关注更核心、更具创造性的任务”。　　AI技术的利用不应该只停留在“作业本”上。储朝晖认为，如果把AI单纯当作偷懒的工具，那么它一定会影响学生的学习，甚至是智力发展。因此他鼓励“恰当地利用AI，引导学生站在更高的平台去使用，从而实现思维的深度和广度的提高”。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沈阳也认为，利用ChatGPT、Sora等AI产品生成的图像、视频可以叠加丰富的信息和价值，适当利用在教育领域能够很好地锻炼学生的抽象思维和想象能力。他还表示，以前需要花很长时间学习的谱曲、绘画、做视频等技能，现在只要用AI就能快速产出结果，让人实现从“单能”到“多能”的转变。　　用沈阳的话来说，AI会把“过程性”的学习体验给消灭，“所以我们需要把AI的结果当作新的起点，把结果过程化，将认知外包的过程转化为创新内源化”。　　“人工智能正在引发教育的深刻变革。”潘教峰表示，过去，教育主要由教师、学生和教材组成，教材内容相对固定。“但现在，随着人工智能的介入，教育的形式和内容都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它正在改变我们看待教育的方式，为教育带来了无限的可能性。”　　在张云泉看来，未来的大语言模型如果发展到一定程度，也有可能出现更加智能化的“AI教师”，辅助学生在义务教育阶段学习到更多知识，甚至缩短义务教育的时长。　　不过，想要AI技术更好地赋能中小学教育，也需要青少年夯实自身的基本功。潘教峰认为，应该注重用科普教育激发孩子们的好奇心，让他们主动去探索、发现，培养青少年的科学素养，帮助他们更好地学习和适应不断变化的新技术。　　推动“AI+教育”的发展，更要重新审视AI技术本身发展到哪一步。沈阳提醒，目前仍然处于大模型在教育行业应用的探索阶段，“大模型本身是一个概率模型，它有AI幻觉，因此有时也会出错，”他补充，“在大模型本身的出错概率和我们教学中要求的严谨性这两者之间还存在矛盾。”　　另一方面，AI技术的使用，反而可能会加剧教育的不公平。储朝晖认为，在已经普及AI技术的框架下，如果借助AI来广泛传播信息和资源，确实能够促进教育公平，“但是我们也要意识到，AI技术仍然有门槛，善于使用AI的人跟不善于使用AI的人之间本身存在数字鸿沟，这就会使教育的差距进一步拉大”。　　“我们尚不能完全看清AI技术的利与弊，只能看到方向性的趋势，真正的变革性拐点尚未出现。”潘教峰建议，政策制定应当遵循包容和审慎监管的原则，“我们需要持续关注技术的发展，同时保持政策的灵活性和前瞻性，以便在变革到来时能够迅速适应和作出调整”。　　（应受访者要求，黄毅、张悦、吴晓、周洋、王珊、李彬为化名）　　来源：中国青年报

"小小水蜜桃高清视频",谭铭感觉自己被困在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以下简称“规培”）工作中。他恨不得有三个“分身”：一个经常跑腿，帮上级医生取外卖，--**--　　谭铭感觉自己被困在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以下简称“规培”）工作中。　　他恨不得有三个“分身”：一个经常跑腿，帮上级医生取外卖，取快递，报送职称材料，应付他们的人情往来；另一个为医院的学生管理部门服务，收集学生信息，编辑学生名单，去卫健委送资料；最后一个负责规培生分内的工作，办理出入院手续，陪同病人检查，医患谈话，还有写病历……　　高强度而机械的工作、与付出不对等的待遇，谭铭和他身后庞大的规培生群体正在经历相似的困境。　　2013年国家卫生计生委等7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建立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制度的指导意见》（下文简称意见），意见明确，参与学员需在培训基地完成三年的规范化培训，完成培训并通过考核者，可获得全国统一的《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合格证书》，而证书是聘用临床医学中级技术岗位的必要条件之一。在招聘的过程中，诸多医院已经把规培合格视为聘用标准之一。　　在业内人士看来，规培的初衷是为解决医疗资源不均衡问题，提高基层医疗机构从业者诊疗水准，但推行十年来也伴生了一些问题。如今，不少声音在呼吁改变。　　“复制粘贴”的病历模板　　医院中增多的文书行政工作，压在了规培生的头上。多位规培生提到，他们每天要花费大量时间在病历书写上，成为一名维持医院基层运转的“熟练工”。　　沈阳市某三甲医院二年级规培生曾诗伊表示，自己上班基本在写病历，有时还要加班改病历。　　曾在上海市某三甲医院规培的熊天树轮转到某外科科室时，带教老师从桌子下面翻出一箱病历，让她快点写完，“那一刻感觉根本写不完，病历实在是太多了。”熊天树值夜班时，凌晨1：04仍在处理病例。本文图片均为受访者供图　　除了病历，熊天树提到，例如对于一个做胆结石小手术的病患，第一天入院，第二天手术观察，第三天出院。这个过程看似简单，而她需要写患者的病史，包含术前、术中、术后，各个环节中的文书，打印病程记录、化验单，处理签字同意书、护理记录单，并拿给上级医生签字。　　书写病历、病程、病史，原本是医生临床工作的一部分，“病历文书工作能帮助医学生成长为合格医生，是一名医生诊疗思维的外显。”熊天树认为，如果临床思维足够缜密，诊断患者时思考得足够深入，那一份漂亮的病历就顺理成章。受访的规培生普遍认为，保证病历的严谨准确是有必要的。万一与患者发生医疗纠纷，书面化的病历是保护医院方的法律证明，证明医生对病人的诊断治疗无误，为医院减少不必要的麻烦。熊天树规培时所在医院的病例系统。　　2010年，卫生部印发《病历书写基本规范》的通知，对门（急）诊、住院病历做出细则要求，该通知写道，这一要求的目的是规范我国医疗机构病历书写行为，提高病历质量，保障医疗质量和医疗安全。这意味着对病历书写的要求更加严格。　　但不可忽视的现实是，病历书写的流程在落地过程中，出现变形。　　为了提高效率，“复制粘贴病历模板”是规培生们心照不宣的方式。曾诗伊反映，病历中很多内容是套话，有些医院会提供模板记录患者病情，比如患者患病期间体重有无变化、大小便有无异常等等。　　2018年起，杨诺在广州市某三甲医院接受规培，她自创了一个病历模板，包括抢救记录、手术记录等通用内容，在其基础上修改添补，就成了患者的病历。她做了一个简单的计算，“一个病人需要记录一千多字，如果一天看十个病人，要手打一万多字，这并不现实。”　　在杨诺规培的科室，医院实行三级查房制度，规培生首次查房，需要在当天完成首次病程和大病史，原则上，第二天主治医生查房，一周以内，主任医师会再次查房。实际上，即便他们没查房，需要写的病程、病史都会交由规培生完成，一共是15页的三级查房记录。　　“写病历有时是无中生有的过程”，杨诺向记者感慨。　　除此之外，患者出现任何问题，必须有对应的医嘱书面记录，杨诺自嘲：“有的病人只是半夜找我开一只开塞露，我都得给他写病程。”　　文件书写任务量重，一方面是为了应对检查。作为一项衡量医院整体水平的指标，病历的书写质量被纳入医疗评价体系。谭铭在长沙市某三甲医院规培，他告诉澎湃新闻记者，如果规培生写的病历在医院内部的质量审查不合格，会罚上级医生的钱，影响科室评优评先，而规培生本人会受到口头批评、通报批评，或者接受取消个人评优评先资格等处罚。　　另一方面，受医保改革的影响，很多医院试点DRG付费模式（按疾病诊断的严重程度、治疗方法的复杂程度以及治疗成本的不同，划分为不同的组，制定医保支付标准，不再按项目逐项付费）。谭铭介绍，医保总体报销比例不变，但国家改按病组报销，这意味着，当病人住院越久，医药费越高，超出国家报销比例的部分，需要医院科室自掏腰包支付。　　为了降本增效，谭铭所在的医院只能加快收治病人的周转速度。而每个病人从入院到出院，都需要病历在内的医疗文件证明，如今，规培生需要在两天内，完成病人全部医疗文件，并提交给医院存档，在以前，这一流程的时限是七天。　　多位规培生向澎湃新闻记者表示，他们并非畏惧规培的辛劳，只是希望能在临床训练中获得成长。一名医生对新华社记者讲述，她参加规培时，曾经和同学一起大半夜被老医生叫到急诊观摩一个罕见病例，这段经历让她在之后成功抢救了另一名急诊患者。　　带教老师和学生的双重困境　　多名受访的规培生在采访中提到，他们希望规培的带教老师能友善负责，这直接影响着规培的体验。　　杨诺遇见过。当她把写完的病历交给带教，带教会主动讲解各类病种的要点，画解剖图定位人体结构，指导她完善诊疗方案。“我能感受到，这位老师在帮我建立临床思维”，杨诺说。　　但也有时候，规培生不知道怎么写病历，也比较难遇到愿意教的带教医生。　　在呼吸内科轮转时，由于非内科生的身份，曾诗伊写的病历很难达到带教医生的要求，带教医生会责备她甚至人身攻击。曾诗伊很委屈，带教医生未教过她病历书写的细节要求，也没讲解过内科的医学专业知识。　　根据规培制度，规培生需要轮转到不同的科室，在每个科室接受不少于1个月的训练。她猜想，也许带教医生觉得她只待一个月，不想花费时间去教学。　　恩施市某三甲医院规培生郭浩锦选择了退培。作为规培的新人医师，郭浩锦并不了解医院的操作系统，也缺乏相应的临床经验，他感到很难从带教那里得到帮助。　　规培到七个月时，郭浩锦顶着39摄氏度的高烧上夜班，由于身体“实在撑不下去”，他向带教请假，回应他的是拒绝。直到晚上十点，带教才同意他休息。在回家的路上，郭浩锦看什么都模糊一片，也听不见汽车按喇叭，有种飘忽不定的感觉。正式退培后，陆续有10位同学询问他退培的流程。　　“‘挨骂’在规培过程中是常有的事”，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教授余成普在其论文《过渡期的职业社会化：规培生职业互动中的边缘与冲突》中提到，这里的“骂”不是用粗俗或带有恶意的话羞辱，而是一种指责和指点，体现的是带教老师和上级医生的权威。　　而对于带教老师来说，繁重的临床工作、不确定奖励机制的带教任务、论文与课题的考核，这些“担子”也时常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　　临床工作占据了一线带教老师的大部分精力。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胃肠腺体外科医生刘金禄在论文《三甲综合医院胃肠外科全科医学规培生带教中的问题与思考》中指出：“一线带教老师的日常工作主要侧重于临床，因临床工作比较繁重，所以他们倾注于教学的时间和精力较少，这导致带教方法和临床业务水平参差不齐，对学员的重视程度也因人而异。”　　除了临床工作的繁重，带教的工作可能未必给带教老师带去确定的酬劳。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陈小润等作者在《带教老师对上海市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政策的认知与态度调查研究》一文中谈到：“各规培单位为其带教老师提供的带教劳务费或其他相关福利缺乏统一的标准。”　　此外，目前很多医院，有关医生的晋升出现了“唯论文是首”的倾向。南通大学附属医院的周庆与高建林在论文《临床医生职称晋升论文考核的反对意见分析》中表示：“长期以来，论文是我国临床医生职称晋升的重要考核依据，临床医生为晋升职称，需要花费很多时间在科研和论文写作上。”　　“学生”还是“医生”？　　规培生更习惯用“上级”而非“老师”来指代带教医生。　　“规培生处于边缘状态，他们既没有主治及以上级别医师的临床自主性，也享受不了正式员工的待遇。”余成普在上述论文中提到，规培是医学毕业生通向合格医生的必经阶段，而在职业社会化的过渡期，他们到底是学生还是医生，仍是一个模棱两可、似是而非的问题。　　谭铭有同感，作为学生，每年交一万的学费，但他感觉没学到东西。　　而作为医院的规培医生，他们的收入十分微薄。据谭铭描述，他每周平均工作时间超过100小时，而他所在的医院，每月向每位规培生发放1500元的国家研究生补贴，如果考到执业医师证，会另外发放800元作为专门补贴。　　2014年起，中央财政开始为规培提供专项资金，补助标准为每人每年3万元。其中，三分之二用于补助参培住院医师，三分之一用于补助基地和师资。其余要靠不同省份自己来补助，及各个医院不同科室的奖金补充。　　和专硕医学研究生不同，本科毕业后，鲁志在县级医院担任过两年正职住院医师，但2020年当地政策规定，晋升“主治医师”需要规培经历。他向原单位争取委培，进入云南省某州三甲医院规培。　　鲁志直观感受到规培前后经济状况的落差，规培前，他的年收入达到13万左右，规培后年收入“没资格上税”，每天只舍得吃一碗8到10元的面条。每月1800元的国家补贴一年一发，每月800元的省级补贴曾被拖欠半年。　　“即使能拿到原单位三千多的基础工资，但每月租房、交通和吃饭，算下来开销不小，有时还得靠家里扶持”，快30岁的鲁志每次想起，都对家人心怀愧疚。他也不好意思找女朋友，“毕竟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他也曾考虑过退培，但考虑到已“熬了一年”，此外，退培还要记录档案，并把之前收到的规培补贴还给医院。　　“规培”该如何培养？　　理解规培制度的建立，需要回到历史的语境中。　　作为国内最早呼吁建立规培制度的专家之一，四川大学华西医院麻醉科主任刘进接受《三联生活周刊》采访时，曾回忆自己在基层医院工作的经历。当时，11位烧伤患者被送入临时ICU，无人生还，他感到“无能为力，束手无策”。他认为，也许原因在于医院的救治条件和医生的业务能力有限，“如果是在一个大医院或者是现在的技术背景下，他们或许有生存下来的机会。”　　龚晓明是前北京协和医院妇科教授、沃医妇产名医集团创始人，他告诉澎湃新闻记者，设立规培的初衷是解决医生医术水平不均衡的问题。“在过去，如果某个医生去了协和医院，那可能就是协和的水准，如果去了县医院，那就是县医院的水准，这导致不同医院医生的医术存在巨大差距，所以才会出现老百姓集中到某一家医院去看病的现象。”　　这也是为什么医学生要到三甲医院接受规培的原因——即使他们之后到基层医疗机构工作，也可以为当地提供优秀的医疗技术。　　2013年年底，《关于建立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制度的指导意见》明确，要在全国建立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制度，意见强调，这是培养合格临床医师的必经途径。　　中国医师协会2023年数据显示，自2014年规培制度全面实施以来，全国1100多个国家级培训基地和11000多个专业培训基地，已累计培养110万名规培生，年均招生10万人，2023年更是达到12万人，创历史新高。今年2月，中国医师协会副会长齐学进在《中国卫生杂志》发文称，规培近十年，显著地改善了我国医师队伍的人员结构，有效地缓解了医改过程中基层一线医师紧缺的困难。　　2022年，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继续教育处曾庆奇博士等人对全国310所规培基地的15830位带教医生进行了调研。结果显示，与规培前相比，医疗文书书写、病例汇报、接诊患者治疗决策、一般临床问题的识别与处理等13项基本职业行为，住院医师能自行独立完成，这意味着，住院医师的胜任力有了显著提升。　　推行过程中，规培制度也逐渐伴生一些问题。规培生曾诗伊认为，三甲医院越大，前来就诊的患者越多，会产生许多杂活，规培生们自然地分担了绝大多数的基础性工作。谭铭则说，规培工作占据了他几乎所有的时间，晚上十点多下班后，他也没法做到看书自学，认真琢磨患者的病情。　　龚晓明观察到，虽然很多医院都在招收规培生，但规培生们可能花费大量时间在写病历，而不是像临床医生一样，和病人打交道。　　美国是全球住院医生和专科医生培训体系的发源地，龚晓明曾两度前往美国教学医院进行学习交流。他注意到，国内外教学医院体系差异很大，导致对规培生的培养不同。美国教学医院的住院医生培训条例规定，要让学员明确每年的学习任务及目标，到第四年，学员基本能实现对医院内所有事物的管理。　　美国教学医院体系中，有专门的带教老师，主要工作是教学生，而大部分临床工作由住院医师来完成。在国内没有这样的区分，“现在我国医疗体系里的医生是金字塔型的，顶级的医生忙得要死，下面的规培生又没有动手的机会”，龚晓明说。　　龚晓明曾尝试在自己任职过的某医院进行教学改革——取消专家门诊，自己带着五个学生一起看门诊。改革效果理想，他发现，不仅就诊效率变高了，学生也能获得较大成长，“对病人来说，他和医生交流的时间变多了，患者的看病体验也变得更好了，而我也会看着学生的问诊情况，保证接诊过程中的医疗质量。”　　但当他尝试把这一改革向全院推广，却遇到了很大阻碍，其他医生不愿意实施，“因为教学生对他几乎没有任何的帮助。对于医院而言，目标并非是培养一个合格的教学医生”。　　在龚晓明看来，规培制度落地过程中，最大的问题是对规培医院的要求偏低，应该对规培医院的产出结果进行考核，“比如说，一个结束规培的妇产科医生能不能独立接生、能不能处理产程、能不能做剖腹产手术？如果规培生在这家医院规培了三年、四年，但是他没有能力处理这些问题，那这个规培基地可能是不合格的。”　　加强正向激励，构建和谐包容的规培氛围，也是重要一环。江苏青年发展研究基地首席专家陈蕴哲接受新华社采访时提到，一方面，要为规培生设置便利、保密的维权投诉和处置反馈机制，接诉即办，对多次被举报并查实的劣迹科室、医院，应采取限制规培名额、暂停科研项目申报等惩戒措施；另一方面，对认真负责的带教老师和科室团队，也要加大奖励表扬力度，在绩效考核等方面予以倾斜。　　张强是前上海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血管外科主任、张强集团创始人，曾在美国见证过住院医生规培。他认为，在规培生培养问题上，医院本身是否具有成熟的教案及培训经验很重要，其次带教老师是关键一环，“这些老师的价值观、临床经验、教学生的能力等因素都会影响规培生的成长。”　　此外，张强认为，应当建立可量化的规培生考核标准，并加强规培生的软技能培训，包括沟通能力、换位思考能力、抗压能力等，“美国的住院医生培训尤为看重软技能培训，但在国内，规培生的软技能是否得到培养，似乎成了一件看运气的事情。我们本应该设置一些专门的课程。”　　之前，熊天树只想按照模板写病历，像她周围大多数规培生一样，早点干完工作早点下班。　　直到规培第三年，科室主任医师一句话点醒了熊天树，“你在病历中写出的主诉一定要引导出你的第一诊断”，她明白了主诉和诊断的本质联系，也逐渐理解了病历对临床工作的重要意义。疫情期间，熊天树在感染科轮转时需要身着防护服值班。　　去年，规培结束后她成为一名社区医院医生。　　对熊天树来说，三年的规培让她懂得了如何又快又好地写病历，但如何和患者沟通，如何获得患者的信任，如何面对患者的不理解与质疑，她还在临床中摸索。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人物除龚晓明、张强外皆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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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练金龙

周海媚墓地选定，工作室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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